上海垃圾分类探索定时定点 用阵痛换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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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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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晚,中国银保监会已对首批经营税延养老保险业务的12家险企进行了公示。目前可以提供税延养老险的第一批保险公司名单分别是:中国人寿、太平洋人寿、平安养老、新华人寿、太平养老、太平人寿、泰康养老、泰康人寿、阳光人寿、中信保诚、中意人寿、英大人寿等12家保险公司。有哪些产品类型?三类四款,可自由组合!2018年5月1日起,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正式试点税延养老险,试点期限暂定一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针对儿童药品短缺、研发动力不足问题,国家也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17版医保药品目录新增91种儿童药品,药品目录中明确适用于儿童的药品或剂型达到540个;儿童用药优先审评制度不断完善,儿童用药保障力度加大;国务院关于药品采购意见中提出,妇儿专科非专利药品可以免招标直接挂网采购,但这些还远远不够。解铃还需系令人,面对儿童用药短缺的问题,有专家表示,药性相对温和的中药成为儿童用药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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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解读该村史料中的《上级农业生产指示记录》《生产责任制实施情况》《农业社生产规划》《生产规划表》《关于包工分类、四包方案的报表》《关于劳动管理和经济情况分析的报告》《集体劳动管理办法》《扩大三熟制、两季稻亩产双千斤,机械发展使用的调查材料》《家副业三包协议书》《队办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等档案资料,并结合口述史料,可以还原这一时期国家对生产队农业生产的管理情况、生产责任制的推行情况、家庭副业和集体副业经营状况、社队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等历史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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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敌人的审讯,罗亦农除了告诉他们自己公开的姓名和身份外,一句话也未多讲。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在上海龙华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26岁。  (执笔:省委党史研究室肖湘娜湖南日报记者孙敏坚整理)5月27日,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南开中学联合主办的《相会中华腾飞时传世经典颂恩来》诗歌咏诵汇在周总理母校天津市南开中学进行录制。2018年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1898-2018),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

    5月4日晚10点30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贵州省副省长蒲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通过梳理蒲波的公开简历发现,今年1月,蒲波等3人被任命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蒲波跨省晋升副部级仅数月就被查,这打破了以往被查省部级官员的纪录。对于蒲波的落马,有媒体如此评价。

  “5月30日,我们开始拆除工作——乡里原定6月5日前完成拆迁。但当天拆迁时我们听到‘叽叽’的鸟叫——正堂梁上有四个燕窝,其中一个窝里有4只雏燕探出脑袋在叫,嗷嗷待哺。

  对自然中的万物的写生与真实表达体系下的绘画,深深影响到中国画的存在和发展。

  宝山路街道社区文化中心举行“爱护环境,你我‘桶’行”展示学习活动,让居民们积极进行垃圾分类。  (资料照片)  上海近日实施的《关于建立完善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的实施方案》转变思路,首次提出鼓励居住小区推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

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才能投放垃圾,如此不方便,能行吗?  原因:乱扔可明确追责  对于定时定点投放,崇明堡镇虹宝社区居委会支部书记黄青愉一开始很担心。

这个1500多人规模的社区,对29组垃圾桶十分依赖,如果要定时定点投放,就必须撤走这些垃圾桶,让居民到指定的3个集中投放点扔垃圾。   “有些人多走一步都嫌烦,定时定点后,最远的居民扔垃圾单程要花五分钟,肯定闹情绪。

”黄青愉表示,疑虑还在动员者中蔓延,一些干部和志愿者认为“肯定不会成功”,并且质疑为何要定时定点。   思路的转变发生在一次交流会上,当崇明城镇化地区的干部正就垃圾分类难推进而相互吐槽时,许多来自农村的干部却“一脸轻松”。 讨教下来,这些农村并没有十分“惊艳”的做法,无非就是“定点投放+定时监督”——每家每户门前靠近主干道的地方放置了标上家庭号码的干湿垃圾桶,保洁员或志愿者每天查看桶内垃圾,做得不好,当场指正;多次拒不整改,将取消评奖评优资格,一些普惠性的补贴也悬了。   就是这种看似简单的做法,解决了长久以来垃圾分类难推进的一大“症结”——投放者的责任难明确、难追究。 农村的垃圾桶与住户一一对应,扔好扔坏一目了然,投放者难辞其咎。

反观城镇化地区,大多情况下,一组垃圾桶对应一幢楼,垃圾谁扔的都不知道,事后追责几乎不可能。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环卫处处长徐志平坦言,目前上海农村地区垃圾分类的推进情况普遍好于城镇化地区,关键原因正是通过定点投放,把责任明确落实到家家户户;而城镇化地区,由于投放总量大、频率高,撤掉垃圾桶后投放距离长、矛盾大,实施定时定点的阻力远大于农村,所以一直踌躇不前。

  尽管阻力大,但虹宝社区仍在去年年底毅然推进定时定点。 黄青愉表示,几个月来,居委会和小区物业都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可效果却是实实在在的。 过去,整个社区29组垃圾桶,如果每组垃圾桶都要人盯,就至少要29名志愿者; 如果每家每户每周至少做一次上门垃圾分类宣传,动用的志愿者更是数以百计,而且“凭空”指导的效果可能打折扣。

现在定时定点后,社区有限的人力资源都可以集中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发挥最大的效率,来一个帮一个、来一个盯一个,也让居民得到更有针对性的指导、更难忘的监督,可谓一举两得。   手段:抓“消极分子”痛点  要让“定时定点”顺利推行并平稳运行下去,必须避免“第一扇破窗”的出现。

所谓“第一扇破窗”,就是个别居民因定时定点不方便,在前往指定投放点的过程中,将垃圾直接扔在了楼下、路上或垃圾箱房外。

一旦这种行为没得到有效遏制,其他居民就可能效仿。

  上航新村居民区从去年10月开始试点定时定点投放,300多户居民听说只能到一个垃圾箱房去扔垃圾,而且每天上下午分别只开3个小时,一下子“炸了锅”。

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朱雪菊将刚开始试点的一个多月称为“阵痛期”,整个垃圾分类推进小组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来堵“第一扇破窗”,有些垃圾甚至偷扔到了小区外的绿化隔离带里,物业不得不组织清洁工定期“超范围”清理。

  “你扔我捡”,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干了20年社区工作的朱雪菊出了一个“奇招”,将那些不守规矩的垃圾袋拆开,从中寻找蛛丝马迹。 通过外卖订单、快递单上的地址,很快就锁定了问题住户; 袋里没有效信息的,通过公共区域监控摄像头来找“嫌疑人”。

为让他们长记性,一张张“友情提醒”贴在了问题住户所在楼的入口处,“含蓄”地指出该楼内有住户未遵守规定。 与此同时,居委会和物业“悄悄”入户做思想工作,提醒拒不整改的后果很可能是直接曝光门牌号。

没过多久,整个小区乱扔垃圾现象几乎绝迹。

  推进定时定点,单靠一支素质过硬的基层干部队伍还不够,更需要一套精细化的社区自治机制。 记者在上航新村居委会看到了堆成小山的台账,这些“大数据”将去年10月以来,每家每户每天投放垃圾的次数、破袋与否、干湿分离与否、绿色账户记分与否、支持配合与否等信息详细记录在册。 参考这些数据,居委会结合每家每户的年龄、教育层次、职业特征、生活习惯等情况,制定出了“个性化”的促进分类方案。

比如,多人合租户,要指定一名“舍长”,负责该户垃圾的投放;外籍户主,通过社区内的外语人才,对其进行一对一培训和监督;考虑到上航新村有不少居民就职于航空系统,程家桥街道还和东航、国航、春秋等航空公司组建了党建联盟,通过单位和社区两条线,共同推进垃圾分类。   经过近半年,越来越多的可回收物被挡在垃圾桶外,湿垃圾不和干垃圾“抢地盘”,上航新村日均生活垃圾已至少减量三成。 今年,“上航新村模式”还将在程家桥街道复制推广,在商品房、售后公房、别墅等多种类型的社区内探路。   建议:强约束产生分类动力  参照海外经验,定时定点投放是公认的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一剂良方,相比上海正在试点的“定时定点”,境外一些地方的做法相对更“麻烦”,给投放者制造的“不方便”更多。

  比如在上海世博会上为人津津乐道的生活垃圾分类“台北模式”,定时定点投放是该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人们不按照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等候垃圾车,那么只能把垃圾尤其是容易发臭的垃圾放回自家冰箱或是安装了除臭设备的车库。

因为直到下一次垃圾车出现前这些垃圾没人收运,随意处置则将遭到法律制裁。 如今,不少台北居民一听到垃圾车《致爱丽丝》的音乐响起,就会条件反射地想起垃圾分类。

  在日本,定时定点还不够,还必须做到极其细致的定类。 超过10种类别的垃圾,每一种都固定了专门的收运时间和地点,一些种类的垃圾,错过一次收运可能要等一周甚至一个月。 因此,知晓每天回收哪一类垃圾、该到哪里去投放,是当地民众的必修课。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戴星翼表示,在垃圾分类这件事情上,许多居民缺乏驱动力,而制定定时定点投放规则,对投放垃圾的过程进行强有力的约束,就是制造一种动力。 当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后,生活垃圾分类就将从被动真正成为自觉的习惯。 (记者 陈玺撼)。